我与《宝鸡日报》(上)

文/曲歌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宝鸡日报》与我结下了深厚的情缘，留下了不少值得回味的故事……

《宝鸡日报》复刊20周年感言

眨眼间，宝鸡日报20岁了，在这张报纸20岁的时候，我的确应该为她祝福。有句话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每每联想起我与宝鸡日报的情结，我就很容易想起这句话。我敢说，在宝鸡凡是爬方格上瘾的人，大约都和宝鸡日报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像我这种几天不写就心慌、手痒的人，就更与宝鸡日报热恋得难舍难分。可以说我在文学与新闻上的每点儿长进，总少不了宝鸡日报众多朋友们的扶持。

记得最初，我热衷文学，动不动就写点儿丑诗、散文之类，一心想发表，而大报大刊又不敢奢望，就想到宝鸡日报，虽然对报社办副刊的编辑久闻其名，却并未深交，头次进报社，真象做贼一样战战兢兢，紧张得未见编辑就冒起一身虚汗。假若当时遇到一个冷脸汉子，恐怕我这辈子就打消了进报社的念头了。不料见了编辑，却是那样的热情，使我一下子回归了原形，与编辑谈起了文章的得失，交流起各自的看法。加之那时，我是个开车的司机，经常往返宝鸡，我便成了报社的常客，除了给副刊写稿，也写些新闻稿，慢慢地，不仅交了不少的编辑，而且与报社的几位老总和部主任也多有文稿之交。

后来，我改行办企业报，而后又在县新闻单位当编采，就更与报社如胶似漆地交往起来。报社的朋友包括老总到县上采访，多邀我陪同，常常还给我交一些采访写稿的任务，使我更有了学习写稿的机会。我常为报社编辑为我改的标题叫绝，为我的文章增色而感动。

渐渐地，我与报社的朋友就像一家人一样的亲近，有些朋友尽管在报社为官，但我们之间相见或书信往来却互称兄长或直呼其名，相互之间直论栏目之短长，文章之优劣，报社的不少会议，也邀我参加，常被点名道姓让我说话。报纸创办《生活特刊》时，还聘请我作了特约撰稿人。更使我感动的是， 20年中，报社对我那么多的厚爱，甚至将我的报道推荐到陕西新闻奖和全国地市报新闻奖参与评选。

就这样，我与宝鸡日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越交越深，愈交愈亲。我的“文瘾” 也越来越大，竟大着胆子向省级和国家级大报大刊乃至人民日报海外版写稿和发表文学、新闻作品，参加各种征文，进而斗胆著书立说。尽管如今许多人追求“时尚” ，以逍遥自在和金钱为乐趣，我等却终日为写作煎熬得昼夜难眠，茶饭无味，失去了太多的天伦之乐。一肩挑着岗位任务，一肩挑起新闻和文学，终日疲于奔命，但我等却有我等之乐，那就是以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而思索、而尽职、而下苦。

尽管如今，岁月使我逝去了青春，皱纹和白发爬上了我的脸庞、双鬓和头顶，但当我品味着厚厚的剪报，闻着我几本文集的清香，回想起报社编辑乃至几位老总为我文章所费的心血，以及从我发表的作品中寻觅自己走过的足迹时，我为自己的奋斗无怨无悔。因为，我毕竟在为我所追求的事业努力过，我和报社朋友们为之付出的事业是神圣而有价值的。（原载《宝鸡日报通讯》2003年宝鸡日报复刊20周年专刊）

我与《宝鸡日报》的“第一次”

春日里，也许是人的思绪勃发的季节，每当有了一丁点儿的闲暇，我便不由得拿来我装订的自己在各种报刊发表的作品剪集作一番浏览。自然，在这几本剪集中，宝鸡日报上发表的东西最多，其中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通讯和消息，篇幅大到七八千字，小到“豆腐块”。

有人说，报上的东西都是易碎品，过去几天就会被人遗忘，而对我这个几乎让写作与生命同行相伴的人来说，虽然一篇愚拙之作已过去了几十个春秋，可我仍然觉得它是那样的亲切，发生在文章背后的一些往事仍记忆犹新。正当我动着将这些记忆作个小结的心思的当儿，《宝鸡日报通讯》的编辑约我写一篇文章。这倒使我觉得要写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到底该从哪里起笔呢？几日为此而坐卧不宁后，我索性选定了这个题目。

我发表在当时还叫《宝鸡报》的第一篇作品，是一首题目叫《给妻子的信》的诗。记得当时报纸叫宝鸡报，是1985年元旦复刊的，当时我虽然是个狂热的“文学青年”，并在几家不起眼的报刊发表了几篇作品，但对报社总有一种仰视的心理，直到宝鸡报复刊一年后才投去了这首诗，可不到半月的1986年元月16日，这首诗居然出现在报纸的文艺副刊版上。当时，我还是一家省属企业的工人。在当时文学被众多的人视为神圣的环境下，这首诗的发表，自然在厂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伙狂热的文学迷们纷纷找我表示祝贺，厂领导也对我这个厂车队的汽车司机刮目相看，并在当年让我改行当了厂报的创办者和主笔。

宝鸡报大约是1988年改为日报的，这年春天，我成为凤县广播站的“小记者。10月31日，报纸月末版上又发表了我在这张报纸上的第一篇散文。那大约是当年10月上旬的一天，我到全县最边远的瓦房坝乡下乡，坐班车到乡政府，一位副书记陪我步行到一个叫田坝子的村上。一路之上，山地清澈的溪流，漫处的绿色，满山鸣叫的飞鸟和山间的奇峰怪石，使人如入仙境；而这次下乡，又使我头一次目睹了凤县山里人制作洋芋搅团的全过程，并在与村民共同享用洋芋搅团中体味到了山地人的淳朴好客之风。下乡归来，我便一气呵就了不足千字的散文《山趣》，文章发表后，报社编辑还打来电话，对这篇散文给予好评。

正是由于这篇散文的成功和好评使我文心萌动， 1989年8月宝鸡日报月末版和9月18日的专版上，接连发表了我的《山地奇物》《山地奇观》两篇散文。当时负责月末版的编辑邵文海特意给我打来电话，说起他面对这两篇散文遇到的一场“虚惊”。他说，在他已编发了《山地奇物》之后，又猛然发现《山地奇观》的报样，还以为我是玩了“一女两嫁”，但仔细一读，才发现并非如此。通话中，这位文兄还识破了我想搞“山地系列” 的一个“暗谋”。

1990年2月21日，《大散关》副刊头条发表的《有位乡书记》，则成为我在宝鸡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也是我从事新新闻工作以来仅有的一篇以文学形式反映乡镇领导干部的作品。记得那时，我极富欲望地想了解更多的县情，加之总渴望掌握凤县这块山地更多的素材，以丰富我的文学积累，又极想在发行频率较高的报纸上多发表一些带有文学色彩的作品。

我调到凤县不久，一位在县农工部工作的“凤县通” 多次告诉我，有位乡书记不错，你不妨以他为素材，写一篇可以入书的东西。于是1989年秋，我便赶到从边远的坪坎乡调到红光乡任乡书记的这位干部。也真是应了“有心栽花花不开”那句话，一些人一遇正经八百的采访，便拘谨起来，净是些官话、套话和讲一些被认为能摆到桌面上的事，害得我尽管是绞尽脑汁，却是白白“点灯熬油”了数日。于是，我索性改换了思路和方法。

一日，借这位乡书记到县上开会的间隙，我便叫他来到我的“虚谷斋”喝茶 “谝传”， 彼此皆无避讳地聊起来。无意间说到在深山基层当“官” 的苦衷，聊一些看似摆不上“台面” 的轶闻趣事，而这些却撩拨得我的文心顿发。送走了这位乡书记，我便很顺手地写了这篇约2000字的报告文学。文章投到报社不久，稿子又被报社挂号寄回，还附有编辑的信。认为稿子不错，本准备当期在副刊发表，可审稿时被打回，原因是写这个级别干部的稿件，仅盖广播站公章不行，如能经县委办或组织部同意并盖上公章后寄回则可发表。于是，我遵嘱将稿子及报社编辑的信送县委组织部，并顺利通过和盖了章。至今，每每看到这篇文章的剪样，我就会想到当年的采访为我积累的经验，我还常常翻出那封编辑来信，不免生出种种感悟。

并非谦虚之词，我不过是一个众多“文学马拉松” 参与者中的陪练者的角色，也不敢在人前张扬自己是个什么“家”。 虽然宝鸡日报发表的我的作品中，诗作是最早的，一年后，我还在宝鸡日报发表了一首小叙事诗，之后，我便羞于给宝鸡日报投寄诗稿，自然也不再在诗歌写作队伍中滥竽充数。虽然在此之前，我曾先后在几家小报上发表过几十首诗，但通过与众多文友的对比，我便自惭形秽地退出。

但我对文学的崇拜着迷依旧，并于199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散文、报告文学集，也是我献给山地凤县的第一本书——《山地风流》。其中就收入了宝鸡日报发表的那几篇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之后的日子，我在宝鸡日报上又稀稀拉拉地发表了一些算作文学的文章。所以，每当我回忆起自己的文学之路，总忘不了宝鸡日报对我的扶持；忘不了伴随那些文章的许多美好的往事；忘不了那段曾经的历史。

说起新闻写作上我与宝鸡日报的“第一次”更多。我是1988年2月调入凤县广播站（内称凤县广播电视局编播股）正式从事新闻工作，6月11日，宝鸡日报就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我写的消息《省、市、县处处大开绿灯一份报告8天就有着落》，似乎为我的新闻职业生涯作了刻意铺垫，也是我在宝鸡日报发表的第一个头版头条新闻。这则消息反映的是凤县一家企业在原料发生危机时，仅8天就在省、市、县相关部门的关心下得到解决，这在当时市场经济还没有形成的背景下，是十分罕见的事，此稿发表后，引起了积极反响。

说句心里话，至今，许多基层通讯员经常念叨当年宝鸡日报那张贴近基层、贴近通讯员的“平民面孔”， 津津乐道报社慧眼识珠，让基层和通讯员在报纸显著位置“露脸” 的大度作风，我也几乎每年都在宝鸡日报头版头条上见稿，而且上头版头条的新闻总能在基层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 的效应，同时激励更多基层和通讯员不惜花费代价写好稿，也使报纸被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和通讯员看成自己的报纸。我想，这种办报传统至今仍未过时、但愿现在的宝鸡日报还能保持那种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和通讯员的传统，多给基层和群众让出一点版面，多给通讯员好稿一点位置，从而拉近报纸与基层的距离，成为各级党政和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及通讯员最抢眼的品牌，多出一些让人们难以忘怀的好新闻和好标题。

可以说在我与宝鸡日报20多年的交往中，发表最多的是消息，除了为数不多的头版头条，绝大多数是巴掌大小的“豆腐块”。这是报纸的性质所决定的，难怪报社的朋友常用“新闻不过千，过千找总编” 的话提醒我们基层通讯员要多写新、短、活的新闻。可是在几十年的写稿生涯中，宝鸡日报却多给我以厚爱，时不时发表我的长稿。其中有宣扬为扑灭山林火灾，身先士卒英勇献身的原凤县平坎乡党委书记兼乡长的田建国及其在凤县产生积极效应的《振奋人心的“田建国现象"》；近八千字的记叙为群众致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原凤县黄牛铺镇北星村支书张德贵事迹的《一个村支书的不朽人生》和不少反映凤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长篇通讯及法制纪实等方面的作品。

而作为宝鸡日报第一次发表我写的通讯，则数1989年10月14日二版的《一个充满希望的工程》、这是我对当时凤县依托地域优势，引导群众发展甜椒的一篇追踪性通讯，此稿原文2000余字，经编辑卢国朝的精心斧正后，以1500余字的篇幅发表，其中可见这位编辑的功力和良苦用心，也为我以后写稿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此外，令我难忘的是该文发表时，将作者名字中的“革” 字误印成了“苹字” ，为此，报上还于10月17日在报缝中作了更正并致歉。

我的写作生涯中，参加各种征文，曾被我作为检验自己水平的一种方式，自然也有幸运入选的时候。在宝鸡日报我到底获得过多少次征文奖，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数目，但我却清楚，我第一次得征文奖是1993年我写的小消息《农民“张万能”真能》，在报社举办的“科技致富奔小康” 征文中获得三等奖，尽管这是一篇“小不点”， 等次也不起眼，可我却对其格外珍视，因为它毕竟是我与宝鸡日报的又一个“第一次” 啊！（原载《宝鸡日报通讯》2007年第5——6期）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曲歌，本名张革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原为凤县广播电视台主任编辑。上世纪九十年代公开发表文学作品，曾获陕西省首届儿童文学优秀奖及多种征文奖、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报等中省市报刊，入选新华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出版的文集，及陕西省文联《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著有散文集《山地风流》，童话集《少年奇遇记》，长篇小说《山地子孙》，散文集《凤州漫记》，《五十年追梦》，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中省市媒体发表各类新闻作品万余篇。先后获得中国地市报新闻奖一、二等奖、摄影铜奖，陕西新闻奖好标题;中国世纪大采风征文金奖、银奖等，并被授予“金奖作家”、“全国百佳新闻文化工作者”称号；先后被授予“宝鸡市优秀记者”、“宝鸡市优秀退伍军人”等称号;退休后获“宝鸡市最美老人”、“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宝鸡市社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宝鸡市最美五老”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