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亚峰会的举行，让西安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城市！

西安，古称长安、镐京，历史上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四大古都中与之地位相当的就是洛阳（古称神都、洛邑）。但在当代，西安的地位却明显高于洛阳。

近日读书，《国家人文历史》编著的《历史的棋局》中有篇文章《西汉和隋唐的皇帝为什么不在长安待着，却老去隔壁洛阳“蹭饭”?》，感觉古时的洛阳，在漫长的历史中，多数时间其地位并不低于西安。同样有十三个王朝建都，都有大一统的王朝，很多时候，作为都城的长安还离不开近在咫尺的洛阳！

关中地区沃野千里，秦汉隋唐，都以此为基地，夺取天下。但即使处于盛世，关中地区仍供养不起都于长安的朝廷。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旱灾引发饥荒，隋文帝带领朝臣来到洛阳，一部分百姓也到关东地区逃荒就食。到唐朝，这个情况变得更为频繁。唐高宗时代，唐廷去洛阳就食过6次；极盛时代的唐玄宗，也有5次去洛阳就食的记录。以至于唐中宗李显自嘲堂堂大唐帝国皇帝被迫“就食东都”，沦落为“逐粮天子”。隋唐盛世，为什么沃野千里的关中无法养活长安，以至于要去洛阳“就食”呢？我们细究历史不难发现，长安作为首都，从未真正实现过粮食自给。

战国时期，秦国就没有解决粮食问题。有人推测，秦始皇正是为了降低和转移国内灾害影响，才让秦军赶紧打下六国。通过把各国粮仓扫荡一空，“以战养战”才暂时解决了粮食危机。

到秦统一六国，长安第一次成为大一统国家的首都。这时首都的粮食是如何解决的呢？一般的说法有三种：一是关中地区在郑国渠竣工后自给自足。秦末人口的大幅减少，使粮食压力大为减轻。但到汉武帝时，京畿地区人口的膨胀再次使得粮食供应变得艰难，特别是随着长安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用兵增多，关中地区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粮食需求，不得不依靠外粮运入。这就是第二个说法，巴蜀地区的输入。当时的汉水可以从汉中直达关中，但难度极大，且以成都平原的体量而言，给占据关中的秦国提供部分军粮尚可，但供应大一统时代的长安，可谓杯水车薪。另外，西汉建国不久，四川发生了武都大地震，运粮关中难度极大且得不偿失。所以这第三个因素，关东输入成为关键。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今郑州附近设置了巨大的敖仓，作为关东向关中进行漕运的中转站。汉武帝元光间，开始修漕直渠等一系列工程，才逐步有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每年漕运粮食节节攀升的背后，是河南等关东地区为首都长安做出的巨大贡献。

西汉末年，关中地区破坏惨烈，随后重新统一天下的东汉王朝直接定都洛阳。从此，长安降格为关中的区域中心城市。南北朝时期，频繁的战乱，使得关中地区遭到大肆烧杀，人口损失极为惊人。

北魏迁都洛阳后，河洛地区依然是统治中心，直至文帝杨坚建立隋朝，长安才再度成为首都。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关中本身的农业产出和首都巨额需求的缺口进一步扩大。公元594年，关中大旱，长安面临断粮，于是就有了隋文帝到洛阳“就食”的记载。

隋炀帝继位时，干脆在洛阳建立东都，并一度常驻于此。在隋炀帝的诏书中，对建立东都的理由做了很清晰地阐述：“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唐定都长安后，隋末战乱降低了关中需要供养的非生产人口，关中的产出基本能自给自足。但到贞观年间，长安人口急剧膨胀，于是粮食问题又来了。

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基本把中原地区的产粮区联系起来，但战乱中关东遭到的破坏远超关中，隋朝面临的转运困难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旦关中的收成出现问题，朝廷就不得不学习隋文帝，到以洛阳为核心的关东地区“就食”。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三位皇帝统治期间，唐朝国力处于巅峰时代，也仍有十几次去洛阳“就食”的记载。

归根到底，只要定都长安，粮食和人口的矛盾就会困扰始终。越是盛世，人口越多，粮食也就越紧张。唐朝前期，长安的人口空前膨胀，虽然关中平原此时粮食产出大大增加，但长安的人口已经超越了关中平原能负载的极限。

由于漕运能力的限制，关中歉收时，皇帝就会去洛阳“就食”。最凄惨的是唐高宗永淳元年，关中大饥，长安城生人相食。唐高宗几乎是逃荒一般地前往洛阳，连侍卫的禁军就有不少饿死的，而唐高宗第二年也病死于洛阳。随后武则天建立的新王朝再度定都洛阳。

在漕运条件不好的情况下，皇帝去洛阳“就食”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唐中宗拒绝去洛阳就食，但是他和他的宫廷不可能不吃饭，要么从关中人民为数不多的口粮中抢食，要么以大量民夫的生命为代价，从河南强行运粮。

后来唐玄宗在位，又开始频繁往洛阳就食。除此之外，他也开始改善漕运，到这个时候，隋唐年间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逐粮天子”生涯勉强画上了句号。按照史书记载，此时“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

不幸的是，安史之乱特别是唐末的黄巢起义，导致了长安的彻底衰落。

随后的随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进一步东移中原的洛阳、开封，长安不再！